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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于颖:缂丝何以成为“织中之圣”?******

  中新社上海1月15日电 题:缂丝何以成为“织中之圣”?

  ——专访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馆员于颖

  作者 王笈

  缂是一种通经回纬的纺织工艺,沿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遂有缂丝。缂丝因织造过程耗时费工,存世精品极为稀少,堪称“寸缂寸金”,被视为“织中之圣”。丝路西来之技,入中华丝艺,于江南之地,融会丹青之美,方成《莲塘乳鸭图》之缂丝巨制。

  中国缂丝如何到达艺术巅峰?东西方缂织工艺有无往来交流?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馆员于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缂丝为何被称为“织中之圣”?

  于颖:缂丝织造过程耗时费工,每次穿梭只能织一点点局部,不像普通织造有一个通梭通纬的循环提花系统;缂丝织作对所用丝线的质量要求也很高。两者叠加,其成本就非常高,而且十分难得。另一方面,缂丝技法的自由度较高,在不限制织造时间的情况下,匠人自由创作时能最大限度发挥艺术潜质。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俱高的双重性,使缂丝“织中之圣”的地位名副其实。

缂丝技艺。翟羽佳 摄

  目前在中国出土的缂丝实物最早来自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末宋初,回鹘人在胡汉杂居地开始织作缂丝服饰。缂丝工艺进入中原后,官设专门织造缂丝的“克丝作”。起初缂织的缂丝图案接近装裱用的锦纹,纹样多为象征吉瑞的花鸟题材,通称“锦褾”。南、北宋过渡时期,出现了缂丝与书画相结合的创作思路,以书画为稿本创作缂丝,逐渐从图案纹样脱胎换骨至“缂丝画”。巅峰时期的缂丝画看上去与书画原稿难以区分,更有甚者栩栩如生、超越绘画。

  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可视作缂丝画巅峰时期的艺术标杆。这幅缂丝画的艺术风格传袭宋代院体画派,色彩雅丽,丝缕细密适宜,展现了春夏间生趣盎然的莲塘之景,富有皇家气派。朱克柔是南宋缂丝画作的代表人物,其缂丝技法追求细腻、真实,将绘画领域宋代院体工笔花鸟构图及水墨画意融会贯通到缂丝中,所缂作品令人缂绘难分,在南宋缂丝画工艺中独一无二,被后世赞为“朱缂”法。

    市民在上海博物馆欣赏《莲塘乳鸭图》。视觉中国 供图
    上海博物馆展示放大的《莲塘乳鸭图》上的公鸭羽毛。视觉中国 供图

  中新社记者:欧洲缂织物与中国缂丝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于颖:缂织组织结构简单、容易上手,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发现早期缂织物,出土过缂毛、缂棉、缂麻等不同材料的缂织实物。欧洲缂织工艺最繁盛的时期,必然要提及法国路易十四世在位期间,在皇室贵族的影响下,出现了“高布林”(Gobelins)和“博韦”(Beauvais)两家工坊,织造皇室贵族欣赏的缂织挂毯。当时的精品缂织挂毯主要用作宫殿的墙面装饰,多以油画为底稿,用色彩丰富的羊毛和蚕丝混合缂织,十分昂贵。

  欧洲缂织物与中国缂丝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纱线材质不同。欧洲缂织所用的纱线相对较粗,织物面积较大,常见的有纵3米、横5米的超大规格,一般作为宫廷殿堂的墙壁装饰,气势宏大,能够很好表达油画强烈的视觉冲击感,适合有距离的欣赏。中国缂丝因丝线本身纤细且强韧,可织作非常细腻的画面,尺幅相对较小,精工细作,即便是放在眼前欣赏也会觉得精美雅致,常见团扇、册页、立轴等书画样式。

  织造手法不同。欧洲缂织画挂毯与中国缂丝画在织造时的主流上机方向不同,前者的织作方向与画面方向垂直,后者则是同一顺向的。

  底稿风格不同。欧洲缂织物由几何、对称、古典主义发展而来的图案较多,讲究立体效果和色彩冲击感,以大型壁画、油画为风格对照作底稿,以宗教或宫廷生活为创作主题。中国缂丝的图案则以传统书画为主,特别是以院体画中的花鸟主题见长,也有少量人物和风景。

欧洲缂织挂毯使用。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缂织工艺有无往来交流?

  于颖:路易十四世在位期间,欧洲盛行“中国风”,东西方在缂织领域确实存在相互影响。当时欧洲缂织用丝很贵,主要还是用精细羊毛、金属线等当地特产的高端纺织材料,在此基础上加入蚕丝线。因为丝不仅昂贵,还有漂亮的“丝光”,所缂画面会随光线变化显得柔光闪闪、优雅迷人。法国贵族很重视丝在挂毯中的使用,用丝线缂织需要突显出富丽堂皇的宫廷气质的重点部位,也有在人物、动物的点睛之处用丝,更能表现出眉目传情的逼真效果。

  “博韦”生产的《中国皇帝的故事》主题系列挂毯,除了羊毛和金属线,也可看到丝线的痕迹。挂毯画面多半是想象出来的,绘稿之人以大量的龙为纹饰,应知道中国皇帝以龙为象征,但用的却是欧洲龙的样式;人物服饰纹饰有仙鹤等中国祥瑞纹样,帽子、仪仗伞的样式亦可看到中国元素。此系列挂毯在1690年一经推出就受到追捧,一直生产到1731年方才停止,畅销40年之久。

“博韦”缂织挂毯厂生产的《中国皇帝的故事》缂织挂毯系列之一。受访者供图

  另一方面,欧洲缂织工艺也影响到了中国。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清宫旧藏《缂丝(毛)人物图挂毯》,原是养心殿的窗户毯,产地来源为苏州织造。这件挂毯尺幅巨大,长3.66米、宽2.67米,描绘的是岁朝时热闹欢庆的殿内场景,老者、婴孩、妇人、官人等人物多达50余位。细看整幅画面,画心为中式的宫廷人物风俗画,场景颇为写实;画心周围一并缂出小型西洋式花边纹画框,与当时法国盛行的缂织仿金漆木雕框的图案风格一致。

清宫旧藏《缂丝(毛)人物图挂毯》。

  这件挂毯因是日常用品,乾隆皇帝曾要求新织替换,并在新织前下旨不要用“西洋有影子线法”,织作“不要西洋气”。这说明当时的苏州织造已经掌握西洋挂毯的织作方法,也有巨大的缂织木机和熟悉中西两种不同缂织技术的工匠。由于乾隆偏好中国传统风格的缂丝技法,故而苏州缂丝工匠将两种工艺进行了结合和改进,最终呈现的效果既吸收了西方艺术、又融合了东方审美,诞生了这样一件中西合璧的织物挂毯。

  中新社记者:海外公众如何看待缂丝?

  于颖: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中,丝绸一直是西方人的向往所在。后人经研究,普遍认同将古时连接中西方的贸易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其实也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丝绸历史价值的肯定。

  在欧洲缂织工艺繁盛的17、18世纪,欧洲人仍不惜工本地求取中国丝织品,将丝料运回欧洲织作衣料等用品。在他们看来,缂织壁挂毯因费工费时价值很高,从中国购入的丝又是十分昂贵的纺织原材料,因此缂丝必然是非常贵重之物。他们完全能欣赏到缂丝艺术之美。

  今天的海外文博机构也藏有不少缂丝作品,多为明清缂丝书画类,也有少量宋元缂丝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都藏有几件珍稀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唐摹本《女史箴图》,其包首就是宋缂丝折枝牡丹图。

  2021年,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全球视野下缂织艺术与技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半数参会者为海外博物馆研究员或文物研究学者。他们克服时差连线参会,分享所在博物馆的缂织藏品,深入进行问答交流。研讨会把这些零星分散在海内外各个博物馆中的藏品和研究成果“汇拢”起来,包括早期青铜时代的缂毛织物、宋元明清传世缂丝书画作品等,供与会学者交流探讨、拓展研究。只有史料实物积累到一定体量,交流互通达到一定深度,相关领域的研究才能迸发新的火花,使学术之路更为宽广,研究更为精深,文物的价值、意义得到提升和重视。

民众在上海博物馆欣赏明清缂绣书画作品。袁欢欢 摄

  中新社记者:缂丝对当下生活有何意义?

  于颖:欣赏古物,能够得到心灵的涤荡。

  上海博物馆秘藏的这件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非常脆弱,幸运的是它得到了近千年呵护,尤其是入藏上博后几十年的精心保护,方能在当下展出时惊艳世人,让公众欣赏到缂丝文物之美、了解背后价值的同时,也让更多非遗传承人吸收前人卓越技艺、得到更多精神鼓舞,创作出更优秀的缂丝作品。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提升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于颖,现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服装设计与工程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染织绣服饰工艺,2013年大英博物馆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出土缂织物调查、整理和工艺交流研究》课题。著有《江南染织绣》,参与《顾绣》《中国纺织通史》等书编著。2021年《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和2022年《瑞色凝光——上海博物馆秘藏缂丝莲塘乳鸭图特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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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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